从《晚熟的人》看莫言小说的变化

  • 发布日期:2020-11-12 作者:李洱新闻来源:文艺报

阅读《晚熟的人》的过程,就是感受莫言小说变化的过程。获得诺贝尔文学奖8年之后,莫言最新小说集出版,自然会引起人们的强烈兴趣,当然,他也将经受专家和读者的各种审视。

这些小说单独发表的时候,莫言小说的变化可能还不容易看得太清楚。这一点,我与格非的感受是相同的。我们会纠缠于某篇小说在叙事上是否完整,留白是否过大,是否有足够的说服力。但是,当这些小说收到一个集子里,从头到尾看下来,我们就会获得新的阅读感受。此种情形在文学史上其实屡见不鲜。鲁迅的《野草》和《故事新编》,如果单篇阅读,我们也会觉得有些篇章不够完整,个别篇章甚至显得晦涩难解,语言风格参差不齐,文体上也不够统一。但是完整地看下来,你会觉得各篇章之间构成了互文关系,最终呈现出鲁迅在某个阶段的心理世界。乔伊斯著名的短篇集《都柏林人》也是如此,我们要真正了解其中的名篇《阿拉比》和《死者》,就必须联系《都柏林人》中另外的篇章。对于莫言的《晚熟的人》,我们亦可作如是观。

我首先感到莫言的叙述人称出现了明显的变化。我们以前所知道的高密东北乡的故事,大都是通过“我爷爷”的视角来讲述的。公正地说,这是莫言对叙述人称的一大贡献。“我爷爷”的讲述,既是第三人称(他),又是第一人称(我);既是复数,又是单数;既是类,又是个体。这使得小说的讲述获得了超越性自由,可以自由地穿梭于历史与现实,而且既代表群体发声,又是个体发言。这种“莫言式”的叙述人称,我称之为“1.5人称”。而《晚熟的人》,使用的是标准的第一人称,必要的时候他会整段或整章引入他人的讲述,其讲述者用的也是第一人称。不仅如此,作者还会干脆挑明,整部小说的讲述者就是莫言本人。他在汉语中拥有独特身份,不可能与他人混淆。毫无疑问,小说是虚构的,但小说却因为这种人称以及叙述人身份的独特性,被赋予了非虚构色彩。他在早年的小说《白狗秋千架》《枯河》中,当然也是使用第一人称,但多为儿童视角,往事依稀,是对童年的缅怀。现在,这个讲故事的人已是年过五旬、六旬,面对的是现在进行时中的故乡,一个喧腾的、复杂的、不伦不类的故乡。正如李敬泽所说,它有别于祥林嫂们所生存的那个死寂的故乡。也就是说,当叙述人称由复数变成具有独特身份的第一人称单数的时候,小说的变化就是从“虚构”到“非虚构”。这或许说明,莫言是以此为活生生的现实赋形立传。

因为讲故事的人称发生了变化,那么在《晚熟的人》当中,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,都因突出了其亲历性、突出了其“非虚构性”,而显得日常化了。莫言此前的小说,无论是长篇、中篇还是短篇,故事都带着明显的传奇性。回想一下《红高粱》是如何书写余占鳌式的英雄好汉的,《生死疲劳》又是如何书写驴折腾、牛犟劲、猪撒欢、狗精神的。在那些小说中,历史尘埃激荡其间,英雄拔地而起,百姓呻吟不绝,牛羊遍地,炉火通红,烙铁嗜血,月光铄金,一如《创世记》的故事重现于世界东方,又如《聊斋志异》的故事重现于孔孟之乡。而现在,即便是讲述人间传奇,莫言的故事也是在日常化的现实层面徐徐展开,瑰丽想象变成了对现实的耐心刻画,天马行空变成了贴地飞翔。这个变化,或许可以称作从传奇到日常。当然,莫言笔下的日常化世界仍然具有相当的传奇性。拜时代所赐,蒋天下从凡人蒋二发展到蒋总,成为高密东北乡的滚地龙,自然是人间传奇,但小说的世俗性和日常化特征,仍与前面作品判然有别。莫言的小说叙事也从色块啸聚变成了线条缠绕,从大幅泼墨变成了工笔白描,从印象派变成了写实派。这是传奇与日常的变奏。令人印象深刻的蒋天下和武功的故事,都是在这个变奏中处理的。

当然,这些作品的情绪色彩也会随之发生了变化。莫言以前的作品,无论是长篇小说,还是《拇指拷》《月光斩》这样的短篇小说,都有一种强烈的倾诉色彩。那是沉默中暴发的愤怒,也是饯于郊衢的狂欢,是抚节悲歌、声振林木、响遏行云,或可称之为“莫言式”的呐喊。那是强烈的批判,也是热烈的颂赞。如今,莫言的小说在表现现实生活时,由感性的挥洒变成了理智的审视。因为这种审视,往事虽然纷至沓来,眼中却是物非人亦非。还乡之后,听到的是一曲又一曲的离觞,他不由得半哭半笑,独听独叹,手足无措,彷徨于无地。所以,从叙述腔调上看,这个集子或许可以说,即是从呐喊到彷徨。

现在我要谈到小说中最重要的一个关键词:晚熟。小说集以此作题恰如其分,意味深长。我个人觉得,“晚熟”这个词,与其说是他对人物精神状态的一种判断,不如说是对人物拥有成熟的精神状态的一种期盼。近年批评界热衷于讨论文学中的“新人”形象。塑造“新人”,已被看成是五四新文学以来的一个重要任务。“新人”似乎既指尚未出现过的人物形象,又指亟待破镜而出的具有新时代精神面貌的人物形象。据说人们现在比较认可的旧的“新人”是梁生宝,而新的“新人”是谁好像暂时还有争论。我觉得,对“晚熟的人”的讨论,在此也具有实际意义。与“晚熟”相对应的词就是“早熟”。不过,如果换一种说法,在小说所提供的语境中,“早熟”很多时候就是“早衰”。事实上,在莫言小说人物所置身的乡村伦理中,“早熟”是一种普遍现象,正所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。一个生龙活虎的生命,肉体在茁壮长成,精神却步步衰退,并迅速进入千年不变的轨道,其精神成长的可能性几乎被过早地扼杀在摇篮里了。莫言在几篇小说中都提到一个场景:那些光屁股打架的身体都已经发育了,嘀里咣当的,看上去很丑。如果说知了和长虫蜕皮意味着新生,而这些人的变化却只是意味着残疾和衰老,这是比动物还要悲惨的命运。《左镰》中的田奎的命运,其实也可以如此解读。比较吊诡的是,同样是从乡村伦理的角度去看,另外一些人的言行,却是既与传统伦理相悖,更与现代精神相违,但这种人却活得格外自在,一个个都活成了蒸不熟、煮不烂、响当当的铜豌豆。这种人看上去不是不熟,而是熟过了头。

我们又该如何理解这种人呢?你如果把他们看成体制化的产物,那也并不为过。那么,这种人是如何诞生的,是怎么弄成这般模样的?莫言文字后面的追问,其实相当尖锐。这种人时刻都能把自己武装起来,是惹不得的,惹翻了他,是不好办的。小说中的武功和女“高参”覃桂英,就是这样的典型人物。我的小说中应物兄有3部手机,就已经够夸张了,可人家“高参”竟有5部手机,女高参的朋友甚至玩着12部手机。他们用微信和公众号,联通并且有效地挑拨着社会隐蔽的神经。“高参”作为一个“熟过了头”的人,其实是永远长不大的人。他们不能够长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,其间种种参差,又与传统文化、历史嬗变、阶层演化等密切相关,这使得他们一次次丧失了正常的成熟机会。但我更想说的是,莫言选用“晚熟”一词,确实表达了他对真正的成熟的期盼,而他的小说也由此成为对人物精神成长空间的一种布局。所以,我想说,从人物塑造上看,这本小说集体现了莫言现在对书写人物精神世界长成的浓厚兴趣。不妨认为,他写的是从早衰到晚熟,从批判到期盼。

莫言小说的这些变化,在小说中当然是互相生发的。我谈到的这四个方面,就像平行四边形的四个角,在不停地相互作用。总体来说,《晚熟的人》显示了莫言对生活的看法发生了变化,艺术上的穿透力进一步增强。当然,对莫言本人来说,这些作品更有意思的地方可能在于,这是他对记忆的打捞,并对这些记忆进行赋形。由此,或许可以把这些作品看成莫言用小说方式写下的自传式片段。我们或许可以看到,在未来的某一天,这些人物将改头换面,在某部长篇小说中重返人间,让我们再次体会到“晚熟”的艰难和意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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